书中史实简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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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最后关头”讲话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c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睢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c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c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央和周总理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的史实，我不太清楚，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亲美派，已经都有派代表来，我怀疑区区只有不到三万人的红军力量，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
低调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c朱绍良c梅思平c陶希圣c罗君强c胡适c陈布雷c陈立夫c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c顾祝同c朱绍良c熊式辉c李明扬c陶希圣c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人的要素c物的要素c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c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c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巳的办法，我们全国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睢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c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c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央和周总理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的史实，我不太清楚，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亲美派，已经都有派代表来，我怀疑区区只有不到三万人的红军力量，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
低调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c朱绍良c梅思平c陶希圣c罗君强c胡适c陈布雷c陈立夫c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c顾祝同c朱绍良c熊式辉c李明扬c陶希圣c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人的要素c物的要素c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c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