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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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c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c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c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c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c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c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ru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c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c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时，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ddt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ribi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nvir一aipr一tea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一一dsafetyii一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c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c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c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c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c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c密执安c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一urnal一fthestitute一fenvir一aihealth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c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s
att）掌管内政部c安·戈萨奇（ann
g一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c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c减少使用c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c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c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c暂时的或投机的。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c她揭示的真理c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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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c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c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c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颁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彼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c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c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c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ru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c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c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最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包括看过报纸和电视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了50万册时，cbs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停止赞助后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肯尼迪总统曾在国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了一个专门调查小组调查它的观点。这个专门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是对一些企业和官僚的熟视无睹的起诉，卡逊的关于杀虫剂潜在危险的警告被确认。不久以后，国会开始重视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环境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寂静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并且我们在饭桌旁进行讨论。姐姐和我都不喜欢把任何书拿到饭桌旁，但《寂静的春天》例外。我们的讨论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动的记忆。事实上，蕾切尔·卡逊是促使我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境运动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样激励着我，使我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的，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个公司在卡逊的整个论战过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好名声，出版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险的好书。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领导人——那些总统们和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它已经在那里许多年了，它属于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又是个孤独的听众，官场的人们常常难以如此。当她接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个名叫奥尔加·哈金丝的妇女的关于ddt杀死鸟类的信时，她就构思出了《寂静的春天》。现在，因为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与她有着特殊关系的鸟类，如鹰和移居的猎鹰，不再处于绝迹的边缘。因为她的著作，人类，至少是数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区别。哈丽特·贝切尔；斯托把人们熟知的。公众争论的焦点写成了小说；她给国家利益和大众关怀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绘的奴隶的形象感动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战争处于时会见了她，对她说：“您就是启始整个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尔·卡逊警告了一个任何人都很难看见的危险，她试图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而不是为已经存在的问题提供证据。从这种意义上说，她的呐喊就更难能可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于1963年在国会作证时，参议员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ribif）欢迎她时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启始这一切的女士。”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寂静的春天》与现实持续不断地相关联。奴隶制可以，也确实在几年内终结了，尽管还要花一个世纪或更多时间去处理它带来的后果。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依靠笔端的斗争而废除，化学污染却不能。尽管卡逊的论辞铿锵有力，尽管美国采取了禁止ddt的行动，环境危机却不是变好，而是越来越糟。或许灾难增长的速率减缓了，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牵挂。自《寂静的春天》出版以来，仅农场用的农药就加倍到每年11亿吨，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我们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农药，但我们仍然生产，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这不仅使我们陷入一种以出卖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公害并从中获利的状态，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对科学无国界观念的理解上的原则性错误——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
卡逊的很少的几次演讲的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gardenerica）作的。她承认，事情在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问题很多，却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但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我们要面对的危险就越多：“我们正遭受着暴露的化学药品的全面污染。动物实验已经证明它们极具毒性，很多情况下它们的效果还会积累。这种侵害在出生时或出生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方法，这种侵害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因为我们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我们已经悲哀地经历了许多，癌症和其他与农药有关的疾病的发生率猛增。难办的是我们并非什么都没做过，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所做的却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nvir一aipr一teancy）于1970年成立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所唤起的意识和关怀。杀虫剂管制和食品安全调查机构（f一一dsafetyii一nsechce）都从农业部移到了新的机构，而农业部自然只是想了解谷物上喷洒农药的好处，而不是危险。从1962年，国会就号召确立杀虫剂的检验。注册和资料的标准，不是一次，而是三番五次，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c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接政时，使农场工作者免受杀虫剂毒害的标准还没有确定，尽管环保署在70年代初就开始“运作”了，像ddt那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大的窄谱杀虫剂替代了，但它们并未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或更大的危险性。
杀虫剂工业中的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施行。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年来，国会依然宠爱这些工业。规范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国会故意让它们难以实施。在制定杀虫剂的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考虑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纯粹是自掘陷阱。农业产量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提高），是以癌症c神经病等的潜在增长为代价的。况且，把具有危险性的杀虫剂从市场上彻底清除还需5至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很强，如果效果比现有的稍好一点，也会得到允许。
依我看，这很像是一种“低谷呆久了，反有上升之感”的心理平衡了。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许多杀虫剂不能使所有的害虫全部灭绝。也许开始时能，但害虫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了，那么，这些化学药品也就失去了作用。更何况，我们重点研究的是杀虫剂对成虫的作用，而不是幼虫，而成虫对化学药品是特别脆弱的。科学家们总是分立地检测它们的作用，而不是把它们结合起来，而这正是我们的田野。牧场和河流中潜在的巨大的危险。重要的是，我们继承的是这样的系统：法律与漏洞共存c执行与推迟同在，并在表面上牵强地掩盖全方位的政策性失败。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杀虫剂的过分利用与基本价值不协调。最坏的是它们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相对较长期的c缓慢的危害。然而，真实的结局是《寂静的春天》出版后22年，法律c法规和政治体制都没有足够的反应。因为卡逊不仅熟知环境，也深黯政界的分歧，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几乎在没有人讨论金钱与势力两大污染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优势给了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在预测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争论时，她谴责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并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举个特殊的例子）化工工业可以在捐款上讨价以反对未来的管制。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一种努力的持续几年的失败可以解释另外一种失败，结果会同它们不可接受一样不可否定。1992年，我们国家共用了22亿磅杀虫剂，这等于人均8磅。我们已经知道许多杀虫剂是有致癌性的，其他则可以毒杀昆虫的神经和免疫系统，这对人也是可能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有卡逊所描述的日用化学品的值得怀疑的好处——“我们可以用一种蜡刨光地板，它可以杀死上面的虫子”，现在有超过90万个农场和6900个万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32个州的地表水已经被74种不同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了，其中包括除莠剂阿特拉津（a－traze），而它被认为是人类的潜在的致癌物。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农田每年要喷洒7000万吨农药，而150万磅流入供2000万人饮用的水中。阿特拉津并没有在市政的水处理过程中提取出来。春天来临的时候，水中的阿特拉津量会经常超过饮用水的安全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25％的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在美国真正被禁用了。但作为化学物之近亲的模仿雌性激素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了，而且还在增加。来自苏格兰c密执安c德国和其他地区的研究报告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的下降。引发癌和肺癌及生殖器官畸形等。仅在美国，在此种激素类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癌的发生率已经增长了50％。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己下降了50％。有的文献认为这些化学药品也影响了野生动物的再生能力。三位研究人员研究了《环境健康服务协会杂志》（j一urnal一fthestitute一fenvir一aihealthservices）中的数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的数量处于危险的边缘。”大多数这类问题都是动物和人类的再生系统发生巨大的无法预知的变化的征兆，但现有的有关危险性评估的法律并没有考虑到杀虫剂的潜在有害影响，新政府建议进行这种检测。
这些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无疑会做出传统的回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疾病有直接联系，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虽然一些巧合要求做出谨慎的，而不是鲁莽的决定），而在动物身上做的实验并不总是绝对地c必然地等效于人体实验。这些回答令我们想起了卡逊当年所遭受到的来自于化学工业和大学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回应。她预料到这种回答，在《寂静的春天》中她这样写道，“少吃一点半真半假的镇静药。我们迫切地需要给这些错误的断言和文过饰非画上句号。”
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jas
att）掌管内政部c安·戈萨奇（ann
g一rsuch）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c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我们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历史潮流。政府采取了三项强硬性措施：更严格的标准c减少使用c大部分用生物制剂代替。
显而易见，合理使用杀虫剂不得不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我们也不得不把特殊利益的法码排除在标准。平衡之外，标准必须是明确的c严格的，检查必须彻底c真实。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孩子规定的对农药残余物的忍耐水平超过了他们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计算经济效益才能为之辩护呢？我们必须检查化学药品对孩子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成人。同时，我们不得不检验一定范围化学品的不同组合。我们必须检查，不仅为了减少恐惧，也为了减少我们不得不恐惧的东西。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c暂时的或投机的。总之，我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生物制剂上，这也许是工业界和政治辩护士所敌视的。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提到了“真正的了不起的可以替代化学药品控制昆虫的替代品”。今天，这些替代品很广泛，尽管受到了大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为什么我们不致力于推广无毒物呢？
最后，我们必须在杀虫剂生产和农业集团与公众健康团体之间建立一座文化互解的桥梁。两个团体中的人来自不同的环境，上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观点，只要他们充满怀疑和敌视，而不彼此正视，我们就会发现改变一个其产品和利润以污染为代价的体制是很艰难的。我们能够结束这种体制的有效方法是缩小文化界限，让农业附属机构鼓励替代化学药品。另一种方式是进行对话，让为我们提供食品和保护我们健康的两个集团彼此协商。
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政策有很多缔造者。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一位妇女。她1952年从政府机关中退休了，这样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写作，而不仅是在周末或晚上。但在精神上，蕾切尔·卡逊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每一次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有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毕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行。
1992年，一个杰出美国人的组织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50年来最具有影响的书。这些年来，贯穿着所有政治争论，这本书一直是对自我满足情绪的理性批评。它告戒我们，关注环境不仅是工业界和政府的事情，也是民众的分内之事。把我们的民主放在保护地球一边。渐渐地，甚至当政府不管的时候，消费者也会反对环境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销售方式，正像它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命令一样。政府必须行动起来，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坚信，人民群众将不会再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者做错事。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她将我们带回如下在现代文明中丧失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本书犹如一道闪电，第一次使我们时代可加辩论的最重要的事情显现出来。在《寂静的春天》的最后几页，卡逊用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著名诗句为我们描述了“很少有人走过的道路”。一些人已经上路，但很少人像卡逊那样将世界领上这条路。她的作为c她揭示的真理c她唤醒的科学和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争，也是对个体所能做出的不凡之举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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